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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初和平统一战略及实践一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0:12:03 阅读: 来源:岩棉条厂家

在和平建国及收兵权的基础上,宋初统一战略中,和平统一的设想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,在战略中广泛实施,并在一些地方大获成功。出现了在武力威胁下不战而降的荆南模式;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,但朝廷做出过明确的归顺要求,最终主动归顺的吴越模式;既没有任何军事威胁,朝廷甚至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或暗示的归顺要求,自觉纳土的漳泉模式。宋政府英明的统一战略和高超的政治手段,为国家的统一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,在分裂时期提供了和平统一的可行性,值得充分肯定。

关键词:宋代;和平统一;政治优势;吴越模式  自“安史之乱”以来的200多年间,军阀混战国土分裂。至五代十国,动荡局势更加严重,正所谓五代如走马灯,十国如满天星。赵宋王朝建国后,面临着以往任何新朝都没有经历过的特殊局面:契丹以外,四边有北汉、后蜀、楚、荆南、南汉、南唐、吴越、漳泉等八个政权。要知道,他们不是朝代末期农民起义的残余,不是乌合之众,而是经营数十年、称王称帝、虎踞龙盘的军阀割据政权。以往的统一,总是动用大批军队强攻猛打,扫荡一番,双方的军队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巨大,需要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才能恢复,社会成本极高。统一是一个政权把其他政权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斗争,或消灭,或兼并,通常是你死我活的武力较量。然而,事物不是只有一个模式,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只有一个,战争也并非是绝对不可避免的,尤其是在对手众多的情况下,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其他途径。宋初特殊的历史背景演变出了特殊的统一进程,那就是常见的武力统一之外,还有中国古代历史中仅见的和平统一形式——即没有交战甚至没有动用军队,对方就投降或主动归顺,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。学术界对宋初的统一研究虽然颇多,但尚未见到专门论述和平统一方面的成果,而这一问题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现实,都有典型意义。故而不揣冒昧,试作探讨,冀希引起学界对该问题更多的重视。  一、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  1、和平建国  赵宋之建国,本身就是历史上少见的形式,不是战争所得。虽然经过“陈桥兵变”,实际上只是一场军队短暂的骚乱起哄,并没有像以往兵变那样哄抢杀掠,造成灾难。贯穿“陈桥兵变”的指导思想,就是非暴力兵变。在黄袍加身前后的一个时辰内,组织者反复强调的是不抢不杀。在赵普等人策划时,首先考虑的就是采用和平方式,对诸将约束道:“兴王易姓,虽云天命,实系人心。前军昨已过河,节度使各据方面,京城若乱,不惟外寇愈深,四方必转生变。若能严敕军士,勿令剽劫,都城人心不摇,则四方自然宁谧,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。”众将士“皆许诺”,即得到了广泛赞同。及至赵匡胤黄袍加身,即将返回京师时,赵匡义又在其马前请求他发表讲话,“以剽劫为戒。” 赵匡胤借机道:“汝等自贪富贵,立我为天子,能从我命则可,不然,我不能为若主也。”在得到承诺后,随即颁布了宋朝皇帝的第一道诏令,重申了这一指导思想:“少帝及太后,我皆北面事之;公卿大臣,皆我比肩之人也,汝等无得辄加凌暴。近世帝王,初入京城,皆纵兵大掠,擅劫府库。汝等无得复然,事定,当厚赏汝;不然,当族诛汝!” 诸将为了“长保富贵”,立即下马跪拜,表示遵命听从。于是,返回开封,“整军自仁和门入,秋毫无所犯”。整个过程,仅杀了外号“韩瞠眼”的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、在京巡检韩通。而且随即采取了两项弥补措施:一是赠韩通为中书令,以礼葬之,“嘉其临难不苟也”。二是惩治有关将领,追杀韩通的王彦升因“弃命专杀”,赵匡胤十分恼怒,几乎将其斩杀,后来始终不重用此人,[1](卷1,建隆元年正月)以示惩戒。  “陈桥兵变”虽不圆满,未能真正做到秋毫无犯,但说“市不改肆”[2]是没有问题的。耳目一新的政权更迭方式,赢得了民心,稳定了京城,避免了暴风骤雨式的改朝换代战争,使社会经济、文化避免了一次周期性的轮回摧残,得以保存积累,持续发展。其对历史做出的重大贡献,还在于提供了一个新观念,即和平方式也可以达到战争能够达到的目的,甚至比战争达到的目的更便捷、更稳固。  2、和平收兵权  靠军队兵变取得政权以后,兵权就成了更加敏感的问题。唐中期以后至五代,是武人的天下,兵强马壮就可以称王称霸甚至取帝位而代之。如果此问题不解决,便有可能再次出现兵变,赵宋便可能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。所以在建国的第二年,即急不可耐地解决此事。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,就是把兵权收归皇帝掌握。而要高级将领们交出兵权,无异于与虎谋皮,稍有不慎,就会引起新的兵变或战争。以往的做法,要么是镇压集体,要么是杀戮首领,免不了有血光之灾。赵匡胤则坚持采用和平手段,在酒宴的酣畅气氛中解除了中央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。他先是叫苦连天,然后坦率地道出猜疑与担忧:“天子亦大艰难,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,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…… 汝曹虽无异心,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,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,汝虽欲不为,其可得乎?” 石守信等人吓得忙顿首涕泣,请求指示可生之途。政治威胁后,接着是引导其物质享乐:“人生如白驹之过隙,所为好富贵者,不过欲多积金钱,厚自娱乐,使子孙无贫乏耳。尔曹何不释去兵权,出守大藩,择便好田宅市之,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,多置歌儿舞女,日饮酒相欢,以终其天年。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,君臣之间,两无猜疑,上下相安,不亦善乎!”次日,众将皆称疾请罢免禁军职权,赵匡胤大喜,予以优厚的赏赐。[1](卷2,建隆二年七月庚午)“杯酒释兵权”是在政治高压前提下,以长远的经济利益、物资享受为条件,换取了兵权。与“陈桥兵变”一样,也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和平解决问题的典范。  3、和平统一的政治和舆论基础  政权内部稳定后,最大的问题便是统一全国,结束五代十国局面。如何统一、由谁统一、能否统一,关系到赵宋王朝的生存和整个社会历史的进程。历史事实表明,当时社会已有良好的政治和舆论基础。  长期的动乱,人民群众希望安定,官僚地主阶级也希望和平以长保荣华富贵。要安定必须统一,统一是大势所趋,人心所向。那么由谁来统一呢?按历史惯例和传统文化模式以及人们的心理定式,应是由中原的朝廷来承担。即使一些割据政权,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如后蜀宰相李昊曾对后蜀皇帝孟昶说:“臣观宋氏启运,不类汉、周,天厌乱久矣,一统海内,其在此乎?若通职贡,亦保安三蜀之长策也。”蜀主孟昶认为有道理,准备派出使者前往谈判,但被枢密使王昭远“固止之”。[1](卷4,乾德元年五月丁丑)乾德三年正月,当宋军即将兵临城下时,又是李昊劝蜀主封府库以请降,“蜀主从之,因命昊草表。”[1](卷6,乾德三年正月己卯)割据湖南的周行逢,临终前嘱咐其子说:不得已时,可以“自归朝廷”。[1](卷3,建隆三年九月甲申)割据荆南的高保勖,入宋以后处于风雨飘摇的地步。其弟高保寅曾劝告他:“真主出世,天将混一区宇,兄宜首率诸国奉土归朝,无为他人取富贵资。”[3](卷483,《荆南高氏世家》)记室孙光宪也劝谏道:“宋有天下,四方诸侯屈服面内,凡下诏书皆合仁义,此汤、武之君也。公宜克勤克俭,勿奢勿繧,上以奉朝廷,中以嗣祖宗,下以安百姓,若纵佚乐,非福也。”[1](卷2,建隆二年九月甲子)宋军攻打南汉前,李煜在致刘繮的劝降书信中说:“大朝(引按:指宋)皇帝以命世之英,光宅中夏,承五运而乃当正统,度四方则咸偃下风。”[3](卷481,《南汉刘氏世家》)明确承认宋朝的正统和宗主地位。南汉官员内常侍禹余、宫使邵廷繯也再三对刘繮说:“夫天下乱久矣!乱久必治”,指出宋“将尽有海内,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。”[1](卷5,乾德二年九月戊子)这一大势就是分久必合,而由中原的宋政权统一天下。  显而易见,在敌国林立的分裂时代,如此众多的理智的当权者认识到应当统一,而且应当由宋政权统一,类似情况在过去的历史中是仅见的。这种向心力,无疑破坏着割据的篱笆,意味者他们的精神防线已经垮掉,统一进程中的阻力因此减少。  另一方面,赵宋也有统一的决心。赵匡胤曾忧虑失眠,原因是因为天下不统一:“一榻之外,皆他人家也。”[1](卷9,开宝七年七月丙午)开宝九年,群臣两次奉表请加宋太祖尊号曰:“一统太平”。但遭到了赵匡胤的拒绝:“燕、晋未复,遽可谓一统太平乎?”[1](卷17,开宝九年二月己亥)更主要的是,赵匡胤虽然行伍出身,但并不崇尚暴力,一贯反对滥杀无辜。从“陈桥兵变”到“杯酒释兵权”,均是如此。建隆元年天下初定,陕西的一位节度使袁彦,以凶悍著称,忙于备战。赵匡胤担心他作乱,派潘美前往担任监军,根据具体情况伺机解决危机。潘美单骑前往,说服他进京朝见,赵匡胤高兴地说:“潘美不杀袁彦,能令来觐,成我志矣。”[3](卷258,《潘美传》)还有史料记载:“太祖圣性至仁,虽用兵,亦戒杀戮。亲征太原,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,躬祷于佛前曰:‘此行止以吊伐为意,誓不杀一人。’”[4](卷1)尤其反对杀害战俘。他曾到武成王庙瞻仰两廊所画历史名将,看到秦将白起时批评道:“起杀已降,不武之甚,胡为受飨于此?”认为他滥杀降兵,不配受到崇祀,当即下令撤去。[1](卷4,乾德元年六月癸巳)平定后蜀时,主将王全斌曾杀降兵,赵匡胤一直悔恨不已。这一做法向天下表明了他的战争态度,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敌对方困兽犹斗的决心。  以上种种情况,使宋初统一战略中,和平统一的设想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,在战略中广泛实施,并在一些地方大获成功。  二、和平统一战略的实施  1、武力平定诸国时的和平努力  赵匡胤有着明确的和平统一战略,甚至包括收复幽云十六州。他将每年的财政节余另设封桩库,目的是为了赎回幽云十六州。他对近臣说:“石晋苟利于己,割幽蓟以赂契丹,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,朕甚悯之。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,即遣使与契丹约,苟能归我土地民庶,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。如曰不可,朕将散滞财,募勇士,俾图攻取耳!”只是由于去世而未能落实。[1](卷19,太平兴国三年十月乙亥)他准备了两个方案:首先是用赎买的方式,争取和平统一幽云十六州;如果行不通,再将这笔财富用于武力收复的战争费用。  在统一进程中,赵匡胤深知战争的最佳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,屡屡采用和平攻势,恩威并用,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,争取在武力威慑下迫使对方投降。  宋军平荆湖后,江陵城中有后蜀政权派驻的邸吏、将卒,宋太祖命令全部放还,并赐给钱帛路费,以示友好。蜀主果然感动,曾“将发使朝贡”,但被大臣阻止。[清]吴任臣《十国春秋》卷49《后主本纪》,广政二十六年三月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参见《宋史》卷479《西蜀孟氏世家》。部署统一后蜀战役时,赵匡胤一边派兵西去攻讨,一边令八作司在京师皇宫右掖门南的汴河畔,为蜀主大兴土木,建造豪华住宅,“凡五百余间,供帐什物皆具,以待其至。”以此向后蜀以及世人宣布接纳蜀主的诚意。考虑到后蜀军队的将校多是北方宋朝境内的人,又利用乡情诱导其放弃抵抗,“谕令转祸为福,有能乡导大军,供饩兵食,率众归顺,举城来降者,当议优赏。”同时要求宋军进入四川后,一定要严明军纪:“所至毋得焚荡庐舍,殴掠吏民,开发丘坟,剪伐桑柘,违者以军法从事。”[1](卷5,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戍)意图是尽可能减少民间的损失和敌对情绪。  对于南唐,宋政府始终怀有和平解决的诚意。陈桥兵变的第五天,赵匡胤就“赐唐主李景诏,谕以受禅意”。[1](卷1,建隆元年正月戊申)第十一天,又释放了周显德中江南降将周成等三十四人复归于南唐,[1](卷1,建隆元年正月癸丑)以示友好。平定南唐的前几年,赵匡胤就令建造大第于京师熏风门外,“连亘数坊,栋宇宏丽,储繰什物,无不悉具”,命名为礼贤宅,以待李煜。[1](卷15,开宝七年八月戊寅)并先礼后兵,派遣知制诰李穆为国信使,持诏前往南唐,告诉李煜要出兵讨伐,希望他归顺。在宋军节节胜利中,赵匡胤再次敦促李煜投降,让其使者返回转达旨意,亲自写诏“促国主来降,且令诸将缓攻以待之”。[1](卷16,开宝八年七月壬午)这次劝降比较见效,“国主欲出降”,但被其他大臣阻拦。[1](卷16,开宝八年十月己亥)和平解决的努力失败后,只有动武,但严禁滥杀无辜。派遣曹彬攻打南唐时,赵匡胤一再交代:“切勿暴略生民,务广威信,使自归顺,不须急击也。”并授剑以威慑部将:“副将以下,不用命者斩之!”[1](卷15,开宝七年十月丙戌)在即将攻陷南唐都城之际,赵匡胤又连续派使者再三叮嘱曹彬:“勿伤城中人,若犹困斗,李煜一门,切无加害。”[1](卷16,开宝八年十一月乙未)要求在战斗中尽可能地减少伤亡损失,优待李煜。  盘踞太原的北汉,是诸割据政权中最强悍者,从宋建国到被统一,一直与宋战争不断,并多是主动骚扰。宋政府并未因此放弃劝降。赵匡胤曾通过北汉的情报人员向北汉主传话说:“君家与周氏世仇,宜不屈。今我与尔无所间,何为困此一方之人也?若有志中国,宜下太行以决胜负。”[1](卷9,开宝元年七月丙午)仍然把和平解决放在第一位,希望刘钧屈服于宋,使太原等地人民解除困境。开宝元年,还派出使者携带诏书至太原,直接劝谕北汉主归顺,许以平卢节度使之职。另外赐北汉大臣郭无为、马峰等诏40余道,许给宰相郭无为安国节度使之职,马峰以下并与藩镇。郭无为得到诏书后,为优厚条件所动,决意降宋,“但出继元一诏,余皆匿之。自是始有二志,劝继元纳款”。[1](卷9,开宝元年十月末)曾以自杀来劝谏北汉主,哭道:“奈何以孤城抗百万之师乎?”企图以此动摇军心。[1](卷10,开宝二年二月丙子)可惜不久被杀。宋太宗亲征至太原城下时,还手诏刘继元劝谕,只是北汉守城将士不敢传达。[1](卷20,太平兴国四年四月辛未)  对于南汉,赵匡胤也做过劝降的努力,还是巧妙地让第三者出面。先是让南唐李煜派遣使者致书刘繮,转达宋朝的意愿:“使称臣,归湖南旧地。”被拒绝后,李煜又专门写了封2000字的书信,反复劝说刘繮臣服于宋,并派其给事中龚慎仪前往递交。[3](卷481,《南汉刘氏世家》)  以上政治攻势、和平努力,并没有达到最终目的,没有避免战争。毕竟,对那些割据者来说,政权和江山比生命还重要,因为即使他的生命消失了,政权和江山却可以传给子孙。他们负隅顽抗了,但最终仍然都失败了。宋政府的努力也没有白费,至少有两点可以证明:一是不同程度地瓦解了他们内部的斗志和力量;二是到最后关头,这些帝王没有拼死搏斗,都选择了投降。  最突出、更重要的是,在宋政府的不懈努力下,有三个割据政权实现了和平统一,即荆南、漳泉、吴越。  2、荆南不战而降  荆南拥有江陵、归州、峡州3地,已传3代5帅,40余年。沿袭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旧习,荆南属于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。表面上仍是中原朝廷的藩镇,所任节度使等官职虽然世袭,但需要得到朝廷认可。建隆二年,曾入贡于宋。朝廷还可以干涉其内政,甚至调动其军队。如高保融曾于纪南城北引长江水汇成了方圆7里的水面,谓之北海,“以阂行者”。建隆二年,宋太祖谕旨令将水排去,以保证道路畅通。乾德元年,讨伐湖南张文表,朝廷诏令荆南调发水军3000人奔赴潭州作战。[3](卷483,《荆南高氏世家》)但要其交出政权,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  乾德元年二月,慕容延钊、李处耘率宋军南下湖南时,途经荆南中心江陵,于是制定了“假途伐虢”计划。宋军先派人向其主帅高继冲通告假道之意,并要求向宋军提供薪、水。高继冲以恐怕引起民众恐惧为借口,提出愿在100里外供应军需。宋将李处耘坚持不变,再次派人商讨。荆南大臣孙光宪及梁延嗣向高继冲建议答应宋军的要求,兵马副使李景威却看出了危机,自告奋勇提出带兵在荆门中道险隘处设伏,袭击宋军,迫使退兵,“不然,且有摇尾求食之祸。”高继冲认为:“吾家累岁奉朝廷,必无此事,尔无过虑。况尔又非慕容延钊之敌乎!” 孙光宪干脆实话实说:“景威,峡江一民尔,安识成败?且中国自周世宗时,已有混一天下之志。圣宋受命,凡所措置,规模益宏远。今伐文表,如以山压卵尔。湖湘既平,岂有复假道而去耶?不若早以疆土归朝廷,去斥堠,封府库以待,则荆楚可免祸,而公亦不失富贵。” 21岁的高继冲接受了他的意见。李景威叹道:“大事去矣,何用生为?”竟扼吭而死。高继冲派梁延嗣与其叔父、掌书记高保寅携带牛酒前往犒师,同时伺察宋军动向。李处耘在荆门接见了梁延嗣等人,十分礼貌优待。梁延嗣很高兴,急忙派人报告高继冲不必担忧。荆门距江陵100余里,当晚,慕容延钊宴请梁延嗣等人,李处耘则率领轻骑数千奔赴江陵。高继冲正在等待梁延嗣等人返回,忽听宋军已到,即皇恐出迎,在江陵北15里处遇到了李处耘。李处耘令他在此等待慕容延钊,自己率亲兵先入城,控制了北门。等到高继冲陪着慕容延钊来到江陵,宋军早已占领了全城。高继冲十分震惊,只好向慕容延钊交出牌印,奉表将3州17县142300户归顺宋朝。[1](卷4,乾德元年二月壬辰)宋军不杀一人,在短暂的时间内用军事计谋和平统一了荆南。  3、漳泉主动纳土  占据福建漳、泉两州的陈洪进,属于五代王氏闽国的余绪,在宋初各割据政权中最小。所以既曾依附于南唐,接受其清源军节度、泉南等州观察使的头衔,又向宋朝称臣朝贡。陈洪进在乾德元年才篡得权力,及宋太祖平泽、潞,下扬州,取荆湖,“威振四海,洪进大惧”,遂于乾德元年十一月,派遣衙将魏仁济进京奉表,谦恭地自称清源军节度副使、权知泉南等州军府事,请求朝廷允许他领州事。赵匡胤派员前往安抚,又因其曾依附南唐,将此情况用诏书的形式向李煜通报。乾德二年正月,宋朝改清源军为平海军,任命陈洪进为节度使、泉漳等州观察使、检校太傅,推诚顺化功臣,铸印赐之。其子陈文显为节度副使,陈文颢为漳州刺史。正式在表面上将其纳入宋朝编制。此后每年朝贡不绝,“多厚敛于民”。开宝九年,看到南唐被平,吴越王来朝,陈洪进惴惴不安,遣其子陈文颢入贡乳香1万斤、象牙3000斤、龙脑香5斤。宋太祖“因下诏召之,遂入觐”。陈洪进行至南剑州时,得知宋太祖死去,又返归举行悼念仪式。《宋史》卷483《陈氏世家》。按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7,开宝九年七月戊寅载,“遣其子漳州刺史文颢来贡方物,且乞修觐礼。诏许之。”则是陈洪进主动要求觐见。  宋太宗即位后,对陈洪进优礼有加,加官检校太师。太平兴国二年,陈洪进来朝,朝廷遣翰林使程德玄前往宿州迎接。八月丙寅觐见时,宋太宗赐钱1千万、白金1万两、绢1万匹,“礼遇优渥”。又增加其食邑,以其子陈文颢为团练使,陈文觊、陈文顼并为刺史。《宋史》卷483《陈氏世家》;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8,太平兴国二年八月丙寅。在此之前,莆田人陈应功曾找到陈洪进,“条陈古今天下分合之由,备述天命人心归属之意。”陈洪进“倾耳听之”,遂有纳土于宋之意。[5](卷93)在开封待了8个月后,又听从了幕僚刘昌言的计策,于太平兴国三年四月,上表献出所管漳、泉2州,凡14县,151978户,18727兵。[1](卷19,太平兴国三年四月己卯)宋政府未动一兵一卒,漳、泉2州主动和平回归到中原王朝统治之下。  4、和平收复吴越国  最为典型的和平统一例子是位于两浙的吴越国。吴越在十国中属于大国,辖13州,人口仅次于南唐。从唐末黄巢农民战争开始,钱繱占据两浙到统一,共3代5主98年。钱氏始终与中原朝廷保持着密切的臣属关系,互相礼敬。  赵宋建国1个月后,即建隆元年二月初,便将原后周敕封吴越国王钱繲的天下兵马都元帅头衔,晋升为天下兵马大元帅。[1](卷1,建隆元年二月己卯)三月,钱繲便遣使来贺宋太祖登极建国。[1](卷1,建隆元年三月丁巳)双方很快就建立起比以往更密切的关系:“自太祖革命,王有贡奉即加常数,太祖礼之亦异于常。”[6](卷4)钱繲几乎每年都派其子或使者到开封朝贡,宋朝均热情接待,回赐优厚,也经常派使者前往吴越。  作为宋朝的藩国,除了朝贡外,还有其他义务和职责,朝廷可以在一些方面指令吴越。如乾德四年,诏吴越王钱繲“复会稽县五户奉禹冢,禁樵采,春秋祠以太牢”。[1](卷7,乾德四年九月丙午)其主要任务的官职,也都由朝廷任命。如建隆三年,根据钱繲的请求,任命其子钱惟浚为建武节度使,[1](卷3,建隆三年八月庚寅)乾德四年,任命其长子钱惟治为宁远节度使、依前两浙衙内都指挥使。[1](卷7,乾德四年四月戊午)更主要的是,还须听从朝廷的命令,出兵协同作战。如开宝七年讨伐南唐,宋政府即任命钱繲为繳州东面招抚制置使,派内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、骑1千人为吴越军队的前锋,并充当监军。南唐李煜致书于钱繲说:“今日无我,明日岂有君?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,王亦大梁一布衣耳。” 钱繲不予回答,并将此信缴到朝廷,以示忠心。吴越国丞相沈虎子也劝谏道:“江南,国之藩蔽。今大王自撤其藩蔽,将何以卫社稷乎?” 钱繲一概不听,并立即罢免其政事。[1](卷16,开宝八年四月癸丑)次年,钱繲自率兵攻克了南唐重镇常州。朝廷加钱繲官为守太师,诏令他归国。钱繲又派大将沈承礼等率兵跟随宋军,攻打南唐的润州和金陵。[3](卷480,《吴越钱氏世家》)可谓尽心尽责,忠心耿耿。  尽管如此,吴越毕竟是割据政权,宋政府不能允许其长期存在。但始终没有考虑用武力解决,而是采取长期感化和政治施压的策略。开宝初,赵匡胤就特命有司建造豪华住宅,对吴越进奉使钱文贽说:“今赐名礼贤宅,以待李煜及汝主,先来朝者赐之。”[1](卷15,开宝七年八月戊寅)明确发出了希望吴越自动归顺的信号。  开宝八年,赵匡胤又召见吴越进奏使任知果,令他向钱繲转达旨意:“元帅克毗陵有大功!俟平江南,可暂来与朕相见,以慰延想之意。即当复还,不久留也。朕三执圭币以见上帝,岂食言乎!”吴越大臣崔仁冀审时度势,劝告钱繲说:“主上英武,所向无敌。今天下事势已可知,保族全民,策之上也。”钱繲深表赞同,遂于当年底提出朝觐的请示。[1](卷16,开宝八年十二月丁卯)开宝九年正月,钱繲出发进京。为迎接钱繲,宋政府极为重视。前此已不惜人力物力,专门派遣供奉官张福贵、淮南转运使刘德言开挖古河一道,自瓜洲口至润州江口,达龙舟堰,以便其船队畅通,并将龙舟堰命名曰“大通堰”。[6](卷4)二月辛亥,派皇子、兴元尹赵德昭至睢阳迎接慰劳。[1](卷17,开宝九年二月辛亥)赵匡胤甚至亲自到准备为钱繲居住的礼贤宅,检查设施是否完善。钱繲及其妻、子到达后,“宠赉甚厚,繲所贡奉亦增倍于前也。” 赵匡胤连续举行盛大的宴会,还亲自到礼贤宅看望钱繲。[1](卷17,开宝九年二月己未、庚申)礼数极为周到。随即,又命钱繲“剑履上殿,诏书不名”。封其妻贤德顺穆夫人孙氏为吴越国王妃。宰相提出反对意见说:“异姓诸侯王妻,无封妃之典。” 赵匡胤说:“行自我朝,表异恩也。”[1](卷17,开宝九年三月庚午)在一次宴会中,赵匡胤亲自为钱繲斟酒,钱繲感动得伏地哭泣,说:“子子孙孙,尽忠尽孝!” 赵匡胤坦诚地说:“但尽我一世耳,后世子孙,亦非尔所及也。”有一次召钱繲内宴,赵匡胤令钱繲与晋王赵光义、京兆尹赵廷美叙兄弟之礼。钱繲伏地叩头,再三辞以不敢,才得以推辞。 据说一次常宴中,宫内伎人表演弹琵琶,钱繲献词曰:“金凤欲飞遭掣搦,情默默。” 自比受制难飞的凤凰,大概是酒后流露出的委屈和黯然真情。赵匡胤闻听也有所感,忙起立抚摩着他的背说:“誓不杀钱王!”[5](卷82)不久,赵匡胤准备到洛阳,钱繲恳请扈从,没有批准,并让他早些回国:“南北风土异宜,渐及炎暑,卿可早发。”钱繲感激零涕,表示愿每3年朝觐1次。赵匡胤仍不同意,认为路途太远,等有诏令再来即可。其实,宋朝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赵匡胤借机扣留钱繲、收回两浙。[1](卷17,开宝九年三月庚午)但赵匡胤有更深的考虑:一是曾对天发誓,要有诚信;二是准备收复南唐,计划利用钱繲出兵协助,攻打南唐的后方,“则吾之兵力可减半”。而南唐平定后,“繲敢不归乎?”[7](卷1)  在宋政府隆重欢送下,钱繲放心地离开了开封。途中,按临行前赵匡胤的吩咐,秘密打开交给他的一个包装严密的黄包袱,不由大吃一惊——原来,里面全是宋臣要求扣留钱繲、收回两浙的奏章!钱繲由此对赵匡胤更加感激,也更加恐惧。归国后,便将其在办公的功臣堂内的座位移到东偏,表示:“西北者,神京在焉。天威不违颜咫尺,繲岂敢宁居乎?” 每次准备进贡,必将贡品排列于庭院,举行焚香仪式才放行。[1](卷17,开宝九年三月庚午)可谓毕恭毕敬。  宋太宗即位后,加钱繲食邑5000户。钱繲则进贡“价直钜万”的财宝和香药、茶等,又请求每年增加常贡,宋太宗不予批准。[3](卷480,《吴越钱氏世家》)太平兴国二年,钱繲决定再次入朝,先派其子镇海镇东节度使钱惟浚来朝贡。朝廷给予足够的礼遇,派户部郎中侯陟前往泗州迎接慰劳。钱惟浚达到后,“赐赉无算”。[1](卷18,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己丑、乙巳,九月壬辰)第二年三月,钱繲来朝,朝廷派判四方馆事梁迥至泗州迎接,派钱惟浚至宋州迎接。钱繲先遣平江节度使孙承餚入朝奏事,宋太宗即遣孙承餚监督诸司供帐迎接钱繲于开封郊外,又命齐王赵廷美在迎春苑设宴迎接钱繲。接着正式接见于崇德殿,赐袭衣、玉带、金银器、玉鞍勒马、锦彩1万匹、钱1千万。并宴请于长春殿,令刘繮、李煜坐陪。后来多次宴请,宋太宗曾亲手为他斟酒,“繲跪饮之。其恩待如此”。[1](卷19,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乙酉)  钱繲这次来朝,做了充足的准备,希望通过大量行贿以平安返回。所以“尽辇其府实而行,分为五十进。犀象、锦彩、金银、珠贝、茶绵及服御、器用之物,逾钜万计。繲意求反国,故厚其贡奉,以悦朝廷。”宰相卢多逊坚决主张扣留钱繲,连续30余次上书宋太宗,但没有得到批准。当年四月,同在开封的陈洪进主动纳土,钱繲深受触动。五月初一,先试探性地“籍其国兵甲献之”,当天又上表乞罢所封吴越国及解除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,撤消“书诏不名”之制,趁机提出回国。宋太宗一概不允许。钱繲茫然无策,其宰臣崔仁冀分析道:“朝廷意可知矣!大王不速纳土,祸且至。”其他臣僚纷纷反对,崔仁冀厉声道:“今已在人掌握中,去国千里,惟有羽翼乃能飞去耳!”钱繲又单独与崔仁冀商量,最终决定上表,献出所管13州1军,凡86县、550608户、兵115036人。宋太宗在乾元殿隆重地接受了钱繲的朝拜和纳土。退朝后,吴越国的将吏僚属才知道这一历史性的事变,1000多人皆痛哭道:“吾王不归矣!”[1](卷19,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乙酉)这一片哭声,是对失去的权势的留恋和对主子的忠诚。吴越国由此消亡。  钱繲入朝时,留下其子镇国节度使钱惟治权知吴越国事。当年八月,将兵民图籍、帑廪管钥授与前来接受的知杭州范?,与其弟钱惟演、钱惟灏等皆进京。诏令内侍迎接护于开封近郊,然后宋太宗在长春殿接见了他们,各赐衣带、鞍马、器币。[1](卷19,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壬申、丙辰)数天后,诏令两浙将钱繲缌麻以上亲属及管内官吏全部送到开封,凡动用船只1044艘,沿途以军队护送。[1](卷19,太平兴国三年八月丙辰)这是与荆南、漳泉统一后,亲属等原任官员基本留任的做法不同之处。  三、巩固统一的善后措施  以和平的方式使割据政权归顺于中央政府,只是走完了第一步。如何对待、安排其贵族官员,如何直接实施统治等善后工作,在整个统一过程中同样是非常重要的。其基本内容是安抚。  1、安抚上层  宋政府对所有的降王降将都十分优待,对和平统一的割据政府上层尤其待遇优厚,基本是按贡献大小和原来的官职级别给予优待。  乾德元年二月收复荆南后,赵匡胤派御厨使郜岳持诏前往安抚高继冲,赐以衣服、玉带、器币、鞍勒马,任为马步都指挥使,[3](卷483,《荆南高氏世家》)重新任命为荆南节度使,[1](卷4,乾德元年二月庚子)继续留在荆南,但并不多参政。“及其纳土,不欲遽易他人,即就命继冲为荆南节度,而用王仁赡为巡检,以参总其兵,则仁赡实预州事,而继冲之节度荆南者,但以系衔而已。至其年六月,竟用仁赡权知荆南”。[8](卷2)王仁赡以军事长官的接收身份兼管地方行政事务,不久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军政长官。朝廷还任命荆南主要官员梁延嗣为复州防御使,孙光宪为黄州刺史,王昭济为左领军卫将军。对于自杀殉国的李景威,宋太祖认为是忠臣,指示王仁赡厚恤其家。[1](卷4,乾德元年二月辛亥)管内文武官吏一律依旧担任原职,“仍加恩,立功者优其秩”。[1](卷4,乾德元年四月甲申)高继冲不久便将所管辖的粮草钱帛数目上报朝廷,还多次向朝廷贡献金银财宝。《宋史》卷483《荆南高氏世家》;《宋会要辑稿•蕃夷》7之2。逐步过渡到十月,高继冲上表请求入朝参加南郊大礼,得到批准后举族归朝,改任武宁军节度使。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4,乾德元年十二月癸未;《宋史》卷483《荆南高氏世家》。也即他在荆南又待了大半年才离开,足见朝廷对他的信任。在京师期间,朝廷还赐他官宅两所,[9](方域,4之22)又封渤海郡侯。[10](卷12)此后他到徐州上任,在那里待了10年,“继冲镇彭门十余年,有惠政”。可见他不是挂空名,而是有职有权,并干了些实事。所以,开宝六年底,31岁的高继冲去世后,当地民众要求将其葬在徐州,但没有得到批准。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4,开宝六年十一月甲子。《宋史》卷483《荆南高氏世家》云:“继冲镇彭门几十年,委政僚佐,部内亦治。”朝廷为表示哀悼,废朝二日,赠侍中,派宦官主办丧葬,费用由官方支给。[3](卷483,《荆南高氏世家》)  陈洪进的地位高于高继冲。纳土后,随即被任命为武宁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,这就是所谓的“使相”,但不赴任,“留京师奉朝请”。[3](卷483,《陈氏世家》)其子有两位仍在当地任职:平海节度副使陈文显为通州团练使,仍知泉州,泉州衙内都指挥使陈文繿为滁州刺史,仍知漳州。[1](卷19,太平兴国三年四月癸未)太平兴国六年封陈洪进杞国公,雍熙元年进封岐国公。及年老,“富贵且极,上言求致仕,优诏免其朝请。” 雍熙二年去世,年七十二。朝廷为之废朝二日,赠中书令,谥忠顺,派宦官主办丧葬,费用由官方支给。[3](卷483,《陈氏世家》)  最享受荣华富贵的是国王级别的钱繲。纳土后,宋太宗即赐铁券誓书,给予众多特权:“钱氏之家,恐系远房或高曾祖至曾玄孙以下议,杖刃伤遇,死一人至七人者放,七人以上者奏。无居址者,遇所属州军县邑僧寺道观,令自措躬安歇。无官者可以荫资,有官者重跻极品。妄议谗言,奉持减剥,并不如命。钱氏到日,如朕亲行。今给此书,永为照据,与国同休。”[5](卷82)随即改任为淮海国王,改赐“宁淮镇海,崇文耀武,宣德守道功臣”,并将所居住的礼贤宅赐之。当年七月中元节,京城习俗张灯,朝廷令官方在钱繲宅前“设灯山、陈声乐以宠之”。[3](卷480,《吴越钱氏世家》)宋太宗亲征北汉时,钱繲随行。在太原城下,经苦战后北汉主不得不投降时,宋太宗深有感触地对钱繲说:“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,不致血刃,深可嘉也!”[1](卷20,太平兴国四年五月甲申)后来改封汉南国王、南阳国王、许王、邓王。去世时年六十,朝廷为废朝七日,追封秦国王,谥忠懿,派宦官护其丧归葬洛阳。史书感叹道:“体貌隆盛,冠绝一时……善始令终,穷极富贵,福履之盛,近代无比”,[3](卷480,《吴越钱氏世家》)可谓实事求是的评价。景德四年,又赐钱繲守冢三户,蠲其徭役。[1](卷65,景德四年三月乙巳)对于其亲属和官吏,朝廷均给予妥善安排和任命,以其子钱惟浚为淮南节度使,钱惟治为镇国节度使,孙承佑为泰宁节度使, 沈承礼为安化节度使, 崔仁冀为淮南节度副使。[1](卷19,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丁亥)此后,所有官员均与宋朝官员一视同仁,毫无偏见。其子钱惟演,宋仁宗时官至使相就是代表。如此,便稳定、转化了原割据政权的上层。  2、安抚民众  和平统一的过程都是上层的决策,民间没有直接参与。但朝廷统治新收复地区的广大人民,才是统一的目的。宋政府起初面对的是上层,最终面对的是人民。安抚民众的主要内容是整顿赋役制度,减免苛捐杂税,以赢得民心。  五代十国战乱频繁,赋役沉重,和平统一的三地也不例外。因而,宋朝的统一,意味着一场解放。如荆南“民困于暴敛”。[1](卷4,乾德元年正月壬戍)乾德元年二月收复荆南后,朝廷四月即下令减荆南等地“死罪囚,流以下释之,配役人放还;蠲三年以前逋税及场院课利”。[1](卷4,乾德元年四月甲申)五月,诏荆南军士年老者听自便。[1](卷4,乾德元年五月丁卯)六月,诏荆南兵愿解甲归田者,听自便,官府负责为他们修葺住宅、给赐耕牛、种子和口粮;愿继续留在军队者,分隶复州、郢州为剩员。[1](卷4,乾德元年六月乙未)荆南高氏的军队如此便逐渐减弱。七月,减除荆南管内农民当年一半的夏租。[1](卷4,乾德元年七月己巳)十月,又减江陵府农民旧租之半。[1](卷4,乾德元年十月癸未)漳泉陈洪进仅是每年向朝廷修贡,就须“多厚敛于民,第民赀百万以上者令差入钱,以为试协律、奉礼郎,蠲其丁役。”[3](卷483,《陈氏世家》)太平兴国三年四月收复漳泉,五月即赦漳泉管内给复一年,就是免除一年的劳役。随即派左补阙王永、太仆寺丞高象先均平福建田税,每年蠲除伪闽时钱5321贯,米71400余石,“本朝至蠲伪闽之敛,以数千万计。”[11](卷4,《田赋考》)其中应当包括原属“伪闽”的漳泉地区。陈洪进曾发漳、泉丁男为馆夫,从事负担之役。统一后转运使仍计佣取直,太平兴国八年有诏除去。宋太宗曾阅览福建版籍,对宰相说:“陈洪进止以漳、泉二州赡数万众,无名科敛,民亦不堪。比朝廷悉已蠲削,民皆感恩,朕亦不觉自喜也。”[1](卷24,太平兴国八年四月壬辰)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,宋太宗十分满意。  吴越国的有关情况,又是最典型的:“钱氏据两浙逾八十年,外厚贡献,内事奢繧,地狭民众,赋敛苛暴,鸡鱼卵菜,纤悉收取,斗升之逋,罪至鞭背。每笞一人,则诸案吏人各持其簿列于庭,先唱一簿,以所负多少量为笞数,笞已,次吏复唱而笞之,尽诸簿乃止。少者犹笞数十,多者至五百余。讫于国除,民苦其政。”朝廷派去两浙接收的权知两浙诸州事范?到任后,随即上报朝廷予以蠲除。[1](卷19,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丙戍)太平兴国七年,两浙转运使高冕又向朝廷报告了100多条“旧政之不便者”,诏令两浙诸州自太平兴国六年以前所欠租及吴越国的无名掊敛,一律撤除。[1](卷23,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庚午)吴越国时,“募民掌榷酤,酒纀坏,吏犹督其课,民无偿。”所积欠者,湖州13349瓶,衢州17283瓶,台州1144石,越州2904石7斗。淳化二年,诏令蠲除。[1](卷32,淳化二年八月丁卯)杭州掌管官仓的吏人叶彦安等123人,吴越国时原欠官仓米848004石、盐50446石,淳化三年,诏令全部免除。[1](卷33,淳化三年二月甲申)淳化三年,诏杭州民2549人共欠钱繲日息钱68800余贯并释之。[1](卷33,淳化三年八月)淳化五年,诏两浙诸州民原来欠负吴越国时官物计钱117500缗全部免除。[1](卷36,淳化五年七月丙寅)最关键的是,两税额普遍减轻了三分之二。两浙田税原来每亩3斗,统一后,朝廷派王永(方贽)负责整顿两浙杂税时,全部改为亩税3斗。回朝后受到擅自减税额的指责,王永驳斥道:“亩税一斗者,天下之通法。两浙既已为王民,岂当复循伪国之法?”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,“民皆感泣”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9《人事》1,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影印本;《宋史》卷312《王?传》。如此再三再四地蠲免赋税、积欠,充分说明吴越国割据时的赋役确实极为沉重,而不是掌握了话语权的宋政府所做的政治宣传。  由于吴越国的官员全部被送到开封,所以宋政府要派出庞大的队伍率兵赴两浙各地接收。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9,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丙戍:吴越归顺的第二天,即“命考功郎中范?权知两浙诸州事,(宋朝历史 www.lishixinzhi.com)左赞善大夫侯陶、著作佐郎崔继宗检阅两浙诸州钱帛,刑部郎中杨克让充两浙西南路转运使、宗正丞赵齐副之,祠部郎中河南刘保纁充两浙东北路转运使、右拾遗郑骧副之,右卫将军太原侯纃按行两浙诸州军储、刍茭、粮廪,左赞善大夫孟贻孙通判两浙事。”又如《宋史》卷466《李神福传附弟神佑传》载:“钱繲归朝,命神佑往按府藏之积”;江少虞《事实类苑》卷31《藏书之府》载:“两浙钱繲归朝,遣使收其书籍,悉送馆阁”;《宋史》卷466《张崇贵传》云;“钱繲纳土,命驰往阅城防储纄之数。” 他们均负有安抚职责,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如翟守素为两浙诸州兵马都监,“安抚诸郡,人心甚悦,即以知杭州。”[3](卷274,《翟守素传》)阎象在苏州也是如此:“吴越纳土,被命领禁兵千人,至苏安抚军民,遂知州事。能知其风俗,而揉以善政。或摩以渐,或革以宜。推凡上之所欲施,宽凡民之所不堪,恩涵泽沛,民以苏息。”[12](卷39)很快改善了局面,赢得了民心。  以上较大幅度地或临时、或永久地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,缓解了社会矛盾,改善了生产关系。得到实惠的人民群众自然会拥戴宋政府,民心归附,统一的成果由此得到巩固。  另外,宋政府还对原割据地区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名做了更改,最典型的是吴越的衣锦军。钱繱是杭州临安县人,割据封王后,为炫耀乡里,将临安县升为衣锦军,辖1县名安国。太平兴国四年,宋政府改衣锦军为顺化军,安国县恢复旧名。次年,干脆除废了顺化军,仍为临安县。《宋史》卷88《地理志》4;欧阳纅《舆地广记》卷22《两浙路》上。消除了畸形的地方行政建制和钱氏的不当影响。杭州其他一些五代时的地名也做了相应更改。[13](卷2)  3、镇压反抗  和平统一不意味着没有抵制。割据者在一方经营数十年,利益关系盘根错节,一旦背靠的大树迁移,利益遭受损失,发生些骚乱是正常的。  吴越国的首都杭州,就出现过类似事件。吴越钱氏归朝后,杭州曾“人心反侧,构辞一方。吏按得其状,无远近欲以召捕之。” 杭州长官李运深知如何处理关系重大,十分谨慎:“二浙首乡文邦,今遽诛数郡之众,恐非天子所以仁拊之意。”只是下令将10余名主谋的首犯处死,“于是蒙活者以万众”。[14](卷51)这一事件涉及的人员上万,范围波及数州,但似乎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武装抵抗。地方政府也没有把事态扩大,本着朝廷以安抚为主的方针,采取了首恶必办、协从不问的政策,既体现了宽大为怀的政策,又表明了严惩分裂的立场,从而稳定了局势,度过了地方感情的适应期。  四、实现和平统一的原因及意义  1、实现和平统一的原因  宋初三地的和平统一,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仅见的,产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。但在当时八个割据政权中,为什么仅有此三地呢?除了本文开始时展示的情况外,似还有以下几点具体的综合原因。  其一,宋朝与其没有政治分歧,没有正统之争,只有权力大小之争。这三个割据政权均承认宋朝中央政府的地位,纳贡称臣,采用宋朝的年号,所谓“奉正朔”。也即原本就有中央与地方的上下等级关系,具有一定的向心力。而后蜀、北汉、南汉均称帝与宋朝分廷抗礼;南唐也曾称帝,宋朝建立后虽改称江南国主并奉正朔,但在宋军讨伐时,于开宝七年十二月下令“去开宝之号,公私记籍,但称‘甲戌’。”[1](卷15,开宝七年十二月)表明与宋朝的决裂与宣战(唯有湖南周氏因内部问题与此不同,情况特殊)。和平统一的三个割据政权,也没有一统天下或永久割据的想法。典型如吴越王钱繱时,曾有江湖术士告诉他一个立国千年的方法:“王如广牙城,改旧为新,有国止及百年。若填筑西湖,以为公府,当十倍于此。” 钱繱听了并不以为然,笑道:“岂有千年而无真主者乎?”坚持“即于治所增广之”。[5](卷82)按照他的意思,一定会有能够统一全国的“真命天子”出现,而这个“真命天子”并不是他或他的后人,也即吴越早晚会被统一,因此并不抱长远幻想。  其二,宋朝与其实力悬殊。以辖地而论:赵匡胤即位初有111州,而荆南只有3州,漳泉只有2州,吴越也不过13州1军,而所谓的1军其实只是杭州的1个县。[3](卷85)以人口而论:赵匡胤即位初有2554746户,而荆南只有142300户,漳泉只有151978户,吴越也不过550680户。[15]以兵数而论,宋太祖一朝有兵约30余万人,[16](卷1,《余话》)荆南约30000人,[1](卷4,乾德元年正月庚申)漳泉18727人,[1](卷19,太平兴国三年四月己卯)吴越115036人。[1](卷19,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乙酉)况且,入宋以后,他们多处于衰落时期。如荆南,自其节度使高保融时,“性迂缓,御军、治民皆无法,高氏始衰。”[1](卷1,建隆元年八月甲午)继冲继任后,“甲兵虽整,而控弦不过三万;年谷虽登,而民困于暴敛……观其形势,盖日不暇给,取之易耳。”[1](卷4,乾德元年正月庚申)两浙的吴越,“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……及世宗平淮南,宋兴,荆、楚诸国相次归命,繲势益孤,始倾其国以事贡献。”[17](卷67)当时有个段子,揭露的就是其怯弱:“世以浙人孱懦,每指钱氏为戏。云繲时有宰相姓沈者,倚为谋臣,号沈念二相公。方中朝加兵江湖,繲大恐,尽集群臣问计云:‘若移兵此来,谁可为御?’三问,无敢应者。久之,沈相出班奏事,皆倾耳,以为必有奇谋。乃云:‘臣是第一个不敢去底!’”[18](卷下)他们自知根本不是宋朝的对手,不敢抵抗。他们的目的,无非是长保本宗族的富贵,拼死抗争肯定会一无所有,主动归顺只是失去了独霸一方的权利,仍能保证富贵无忧。  其三,宋朝的制度比割据政权宽松优越。制度的力量非常强大,并具有长效机制。在经济方面,改革五代十国繁重的赋役制度和财政制度,大力发展生产,“国初尽变五代烦细之赋,至天禧而方宽”;[19](卷7)“宋承唐、五季之后,太祖兴,削平诸国,除藩镇留州之法,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。严守令劝农之条,而稻、粱、桑、纆务尽地力。至于太宗,国用殷实,轻赋薄敛之制,日与群臣讲求而行之……祖宗立国初意,以忠厚仁恕为基”。[3](卷173)前文所列举的诸割据政权沉重的苛捐杂税及其宋政府的减免,就是实例。而吴越归顺时,尚有许多荒地没有得到垦殖:“初,吴越归国,郡邑地旷人杀”。[20](附录,《张方平行状》)可见其发展生产不力。在政治方面,“则惩五代藩镇专恣,颇用文臣知州,复设通判以贰之。”[3](卷161)彻底改变了武人专权的暴政,选用文人担任地方官,并设通判以监督、牵制长官,防止专权。毫无疑问,宋朝的统一是先进取代落后,使之融入全国先进的社会制度,大幅度地促进了原割据地区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。  2、和平统一的模式与意义  宋初和平统一的三地,具体实施的情况各不相同,是三种模式。一,荆南模式:虽然动用了军队,但兵不血刃,在武力威胁下不战而降。接收时,所有大小官吏原地留用,仅派军事官员接收;二,吴越模式: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,但朝廷做出过明确的归顺要求,最终主动归顺。接收时,所有官员全部解除职务,进京另行安排;三,漳泉模式:既没有任何军事威胁,朝廷甚至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或暗示的归顺要求,自觉纳土。接收时,官吏原地留用。共同点则是,在和平统一之前,史料中都未见双方谈判过程,也即没有讨价还价和许诺。而是被统一方主动提出、朝廷接受的单向直接交流。原因在于朝廷占据着绝对的政治军事优势,掌握着真正的主动权,而且也不急于收复,只是在政治上感化他们,最终以和平方式政治解决问题。  宋政府英明的统一战略和高超的政治手段,为国家的统一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前所未有的伟大贡献,在分裂时期提供了和平统一的可行性,值得充分肯定。同时,荆南、漳泉、吴越三地的领袖,顺应时代潮流,做出明智选择,牺牲了部分一己之利,避免了当地横遭战祸,也为历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,同样值得肯定和赞扬。元人方回在一首描述杭州的诗中云:“回首太平三百载,钱王纳土免干戈。”[21](卷10)即代表了后人的怀念与评价。  参考文献: 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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